30年来，我一直遥望东北的那片岛
懂得一个国家的语言，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去看看，去走走，对吗？
（一）
妻妹去了日本，上学、打工、毕业找工作、嫁人，生孩子一晃就20年。期间只回国五次，我也是接送过五次。
但，我从没去过日本。
许多知情的朋友很疑惑，为什么不去看看，现在去日本很便宜的，找个旅游团花不了几个钱，何况你在那里有亲戚啊，差钱吗？不是吧！
日本，意为“日出之国”。最早称“和”或“倭”。“日本”这一称呼大约使用于7世纪后期。其来历在日本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，但中国的《新唐书》则记载道：“咸亨元年，遣使贺平高丽。后稍习夏音，恶倭名，更号日本。使者自言，因近日所出，以为名。”
富士山年，我小学四年级，胡同来了一位教日语的老师，他在街道办事处的会议室免费开课教日语。那时，街道办事处还叫人民公社。那一年是小平同志刚刚复出，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沸腾了所有的生活，但凡大小领导讲话，在结尾处一定会喊“为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”的口号，这位日语老师就是为四个现代化来的。他很年轻，留着一撇小胡子，穿着灰色的的确良中山装，三接头皮鞋总是擦得锃亮。爸爸跟我和三哥讲，去学学日语吧，将来好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，于是我见到了这位干净利落的日语老师，徐丰。
课堂里挤满了人，“阿姨无诶欧，卡给苦剋扣”，按照黑板上挂着的假名图表，大家勇敢地张开了嘴，热火朝天地跟徐老师反复地念。我的印象里，这些平假名、片假名就像缺撇少捺的汉字，被小日本偷去了当成了自己国家的文字，同时还提示着我，中国的文字只要拆开就有可能成为某一个异国的文字，我们必须要小心还要大度。这种惶恐不安的奇思妙想伴随我稀里糊涂地学完了语音阶段。
课堂上，徐老师备受鼓舞，但总是有事没事地敲打教鞭。
“轻点，这部分不要那么大声地读，注意清浊音的区别，注意口型、舌头，你们不会小声点吗？”。
于是，会议室里经常出现低频很高的嗡嗡声和抠抠声。打走廊经过的一些人反映，会议室里像在偷偷商量什么馊主意，让人不寒而栗。一天，徐老师终于开始讲日常用语了。
“您好！再见！”。可谁能想到，一个“您好！”就被他搞成了早、中、晚、睡前四种说法。听到这，我们都很气愤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？是接头暗号吗？
“噢哈吆”早上好,上午10点之前用；“空妮七哇”你好,白天用；“空帮哇”晚上好,晚上用；“噢呀丝眯”晚安,睡前用。下课以后，学员们纷纷逃离课堂，彼此之间也失去了往日那种热络劲，因为没人敢说“再见”，它可是有四种说法啊。
三哥骑自行车驮我回家，问“记住了吗？”
“没记全，一会儿我们俩到家说说吧”
“说个屁，徐老师讲的嘛，永远不见才用撒由那拉，对吧？我明天就跟他永远撒由那拉。”
三哥说到做到，第二天晚上，我独自步行去的街道办会议室。
徐老师点名时发现，学员少了一半，他很遗憾。看着我们这些咬牙坚持下来的同学，竟有些许感动，我瞄到他眼角有点潮湿。
一名30多岁的阿姨举手提问，“老师，能不能教点简单通用的啊，别搞得那么难啊？”
“怎么简单？怎么通用啊？”
“比方说再见，你教我们一句就行。其他的好像没什么用”
“这样恐怕不行，一旦说的时机场合不对，会引起日本人的误解”
一位叔叔学员拍案而起“徐老师，日本人那么矫情吗？他敢跟谁误解啊?跟我们吗？开玩笑，周总理原谅了他们，没要战争赔款，可我们工人阶级不管那个，他们还敢误解？操！”徐老师掏出手帕，掩饰着擦去了额角渗出的汗。
他转回身，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“你、我、他”。这节课学得更辛苦，徐老师倾尽全力，不厌其烦地讲着“我”，书信里的“我”怎么念，男性的“我”怎么念，女性的“我”怎么念，谦逊的“我”怎么念，演讲时的“我”怎么念。临到下课时，那些中途请假上厕所的就再也没回来。徐老师拍着我的肩膀，有气无力地说道“孩子好啊，记忆力强，天生的语言天赋，四个现代化靠你们了”。
果然，没过几天徐老师就走了，听说他去了上海。
在学校里，我迫切地提出要学日语。班主任把我拉到一边：
“可以，但你要先考上好中学，中学有外语课，咱小学没有。消停地别嘚瑟！”。
班级里的同学像看怪物一样讥讽嘲笑我好长时间。
那个时代，外语跟特务、卖国求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特别是日语，铁定就是汉奸了。我暂时打消了学日语的念头，认真地复习功课，强化语文的字词句的熟悉程度，尤其是作文的谋篇起承转合等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以全区语文成绩最高的荣耀跨进省实验中学的大门。
可这里没有日语，只有英语。全市教日语课的只有外国语学校，可那是二类重点。看着五线谱一样的英文作业本，我感到失望极了。徐丰老师会不会英语呢？奇怪的念头钻进了脑海，久久挥之不去。
家里买了台松下电视机，虽是黑白的，但图像非常清晰，比邻居的熊猫啊、飞跃啊好得太多。我每天可以跟大人看一小时，记得最清楚的就是《铁臂阿童木》“越过辽阔天空，啦啦啦，飞向遥远的群星，来吧，阿童木爱科学的好少年，善良勇敢的啦啦啦”。阿童木不是我想象中日本人的模样，倒像是一个混血儿，有洋人的五官，又有日本人的身材。围绕在他身边的教授、坏蛋都是陌生的、怪怪的样子，三哥的解释很有道理：
“小日本自古就崇洋媚外，没一样东西是他们自己的”。直到后来，《一休哥》的播放才让我感受到了日本得味道，和服、草履、武士刀等和徐丰老师讲课时挂的图例非常靠近了。
（二）
春去秋来，改革开放了。经商下海的热潮山呼海啸，四个现代化的词藻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。没人说现代化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倒腾钢材、倒腾家电、倒腾走私车，反正核心不离钱，甚至还有人拿小平同志赞赏的“时间就是金钱”调侃成了一句“一切向钱看”。
不知不觉中，我们胡同也发生了一点点小变化。住了10多年的一位邻居，一名牛哄哄的卡车司机，竟飞去日本打工了。他爱人自豪地站在胡同口，吐着瓜子皮说着：
“我们家那位可是公派出国劳务，没找啥关系，就是命好。”
“在那挣的是日元还是美元啊？”
“日元啊，回国后再换成外汇券就行”
“你的命真好”
“还行吧，前两天他爸寄信来说，都能讲日语了，还说日本那儿的娘们真是的，都没法说臊得慌”。
日本，这个弹丸小国再次闯进我年少的心，听大人说，他们国家在亚洲四小龙中排名第一，老百姓的收入都是按万元来计算。想着自己天天背着英语单词，我真有些愤慨了。我跟妈妈说，想转学去外国语学校，妈妈没有答应。我又找到了外语学校的一位老师，好像是教体育的，他知道我的米成绩不错，还真跟校领导汇报了，但答复的是考高中的时候再报考他们学校，一定会录取。我央求那位老师，讲明了我学习日语的迫切愿望，但愿望还是落空了。对日本早期念想就这么渐渐模糊不清起来。
温泉再提日本便是上大学的时候了，班级里有位漂亮的女生，叫莆田纯子，日本遗孤。抚养她长大的是一位满洲国时期的老铁路工人，已经退休在家。我们俩很少说话，她总是跟着高年级的学姐们傍在一起。
大一下学期，我去图书馆借阅资料碰上了她，她坐在阅览室的一个角落里哭泣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勇敢地走到她身边：
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？”
她没有回应，而是拿起桌上的书籍快步离开了阅览室。我有些尴尬地望着她的背影，安慰自己，或许她没看清楚我吧，不知道我还是她的同班同学。
第二天早上，在食堂我又遇见她了，这次她居然主动走上前来跟我打招呼：
“请原谅，昨天脑子乱，没注意到是您”说完，她还给我鞠了个礼。我有些慌乱地回应“没关系，多衣搭西妈西跌”。
听到我脱口而出的日语，她抬起头，露出惊讶表情。
这顿早餐，我们一起吃的，她回到宿舍取了课本，欢快地跑下楼与我汇合。
上午的课程是《东方艺术史》。讲课的秃顶教授很厉害，时不时地蹦出一两句朝语、日语、尼泊尔语，据说他曾经在中南海做过翻译，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就是他一边看着一遍翻译给中央首长听的。下课以后，莆田纯子跑到教授身边，用一口流利的日语同他交谈了起来。我没有全部听懂，但大致意思就是日本的狂言与我们的相声有什么区别。
我羞愧地后退了几步，看着这位美丽大方、热力四射的日本姑娘，不免有些自卑。她和一位火车司机住在一起，怎么能说出这么流利的日文？我有些困惑。看来纯子与我存在着遥不可及的差距啊，我只是自学过一点日语，会几个常用语，而她确是流淌着扶桑血脉，讲着本族语言的纯正日本人，我心里刚刚迸发出的那点情丝悄悄地发生了断裂。
日本电视剧《排球女将》我离开了教室，独自一人走向操场。
排球场，几名高个子的女同学在挥汗如雨地练习大力扣球，我猛然想起了日本电视剧《排球女将》中的小鹿纯子和她的空中霹雳。和纯子一同早餐的那点小暧昧就如同遭到晴空霹雳的重击，倒下了，破碎了。排球滚到我的脚边，不知当时怎么想的，我没用手拾起抛回，而是抬狠狠地起脚踢了出去，轻飘飘地排球在空中划出美丽的弧线，又像被风阻挡了一下，竟直线掉到球场的另一侧。
在愤怒、辱骂、声讨的嘈杂中，我失魂落魄地跑向校外。
徐丰老师的启蒙让我领悟到，不管熟不熟悉、喜不喜欢，日本这个国家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的脑海中了，无非就是它还潜藏在一个角落，没有露头，而我也无法排遣，挥之不去。
大二的时候，莆田纯子转学了，她去了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。她的姑姑通过中日友好协会的帮助，找到了她，还一并把纯子的养父接去了日本。临行前，班级搞了个欢送会，同学们哭哭笑笑地为纯子加油打气，男同学们还一起演唱了日本电影《追捕》的主题歌“啦呀啦”。哭红了眼睛的莆田纯子，早已失去了往日那份阳光四射的飒气，全程尽显日本小女人的娇俏温顺恭让，杀伤力爆表。这一场晚会，震裂了无数男同学的心房。大家都非常后悔，为什么先前没注意到她啊。
莆田纯子穿着清雅、亮丽的与每名同学哭别。最后，她来到我面前，恋人诀别一般狠狠地抱住了我，任脸上的泪水打湿了我的脖颈，抽泣断续地在我耳边嘟囔了一大堆日文，然后转身便跑出教室，不再回头。我傻傻地站着，所有男同学们热辣嫉恨的眼神直射着我，有几位还凑到跟前“纯子跟你说什么？”“看上去她非常伤心，你是不是伤害过她？”“切，学的哪门子英语，拜拜喽，我决定改学日语，我的真优美”。
莆田纯子走了，把我的一缕情丝带去了东边那片岛。
（三）
大哥倒腾了一批螺纹钢，赚了不少钱，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。
他果断辞去二轻局的科长职务，开了一家贸易公司。整天开着翻新的丰田佳美，喝完这顿再喝下一顿，终于在春节前喝出了车祸。佳美撞得起了火，同车的副经理颈椎骨粉碎一节，大腿腓骨裂纹，大哥没事，只刮花了左脸，有点破相。
母亲变卖了祖传的玉观音，补偿给那位副经理。在医院的病房里，我意外遇到了徐丰老师，他竟然是副经理的亲哥哥。
徐老师的胡子剃掉了，皮鞋也不是三接头的换成意大利款了，穿的很西化。西服领带搭配十分得体，看着就精明干练。握手的时候，他没认出我来，我用四种日语“您好”唤起了他的记忆，我们拥抱在了一起。事后母亲不停地埋怨我，早知道你们认识，就不应该卖了玉观音。
徐老师是从日本飞回来的，他已经在一个加工木器的株式会社当了课长。聊起当年的一些往事，他很感慨，觉得那个时候的人不懂得什么是经济全球化，开放的中国更需要从邻国学到经验，对于现在的日本，他认为应该既不亲日、也不仇日，要以学习研究琢磨的态度去看待，最后他问出了我心惊肉跳的话：
“想去日本吗？”
由于徐丰的弟媳妇不满意赔偿额度，两家最后闹翻。我从两天前的激动、亢奋转眼就跌到失望、尴尬的窘地，再见到徐丰老师的时候，已然是冷漠、陌生和一丝丝仇视。
也罢，本就非亲非故，凭什么天上要掉馅饼，不过是一场梦而已。大哥告诉我，所谓留学就是筹码的一部分，即使满足了徐丰弟媳妇的所有愿望，也未必去得了日本，因为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那位伤愈出院的副经理开了一家代办出国留学劳务的中介公司，徐丰老师也辞掉工作，在大阪开了家旅行社，专门接待中国游客。
启蒙的恩情也就随风消散。
大学毕业前，我在胡同里碰见了卡车司机。他已经从日本回来了，从打扮到气质俨然是徐丰当年的翻版。原来那双硬邦邦黑黢黢的手变得白嫩、修长、干净了，鼻梁上还卡着一幅金丝边眼镜。见到我他很高兴，语速、用词、抑扬顿挫完全是日本电影里看到的那种状态。
回国后，他不开卡车了，而在一家日资企业给日本老板开小汽车，媳妇也去了同一家公司做保洁。听母亲说，他媳妇的变化最大，每天早上见到邻居不再是咋咋呼呼吆五喝六的了，而是先鞠躬再问候“你好！”，常常搞得大家伙很不好意思，现在只要见到他们两口子走过来，大家都是立马能躲就躲，能避则避，热情大劲了，谁都受不了啊。
闹到最后，母亲说道：
“估计他们在这个胡同里待不长了”
没过一个月，卡车司机搬家了，听说搬进了日资企业的雇员公寓，具体多大居住面积，什么样的环境就不得而知了。胡同里恢复了往常的样子，该打招呼打招呼，该问“吃了吗？”照常问，哪怕是一起蹲在公共厕所里。
我告诉了父母想考研究生的愿望，父母很支持，认为家里不差我一个挣钱的，能念就念下去。
研究生的日子是自在啊，无忧无虑的。那个年代，一位导师三年才带两名研究生，学生和导师之间相处如同父子，吃喝拉撒都是跑到老师家去，家务活也必须冲在前边。我的导师姓汪，在国内东方艺术研究史方面属于领军人物。
我饶有兴趣的是他的书房，那里有一台35毫米电影放映机，每个周六晚上，都会拉上窗帘，关掉日光灯，我亲自操作放映机，给老师播放来自东北亚和印度等国家的内参片。在这里，我看到了不少黑泽明、山田洋次导演和高仓健主演的电影，所以，对日本的渴望再次被电影点燃。
《罗生门》是黑泽明的代表作，我前后放映过五次，目的就是要看懂，务必要看懂。秃头的教授问过我一次：
“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看过没有？”
“没有”
“我说你怎么反复地看《罗生门》啊，这很费灯泡的”
在图书馆，我找到了《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集》，日文版的，没有英文版。我拿着书不知该如何下手，想求教授帮着翻译，但这种念头刚一冒出，就被莫名其妙地罗生门搅乱了，掩饰、虚荣、保持、美化的各种欲念充斥全身，无法自拔，自尊心变成了贪婪无尽的魔鬼。一名研究生，怎么可以跑去找导师帮着翻译？天大的笑话！于是，我经常在一些书店里寻找中文版的芥川龙之介作品，另一方面就是再看《罗生门》电影，总有一天能看明白。
当年教授和莆田纯子的对话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罗生门剧照黑泽明罗生门，所有人的证词，归根到底就是证实自己的选择、判断、可以作为绝对正确的证据，也是绝对厚颜无耻的遮羞布。我们会称之为撒谎、欺骗，可悲的是他们都在欺骗自己，欺骗自己的过程又是站在道义的天平上长袖善舞、恣意妄为。
我们的民族，从来不缺少罗生门，但我们有孔孟、王阳明、了凡、曾国藩等圣人审视，良心的窥视，人在做天在看的威慑。
可在日本，东京的这个南门的时空里，没有这些，只有人性的扭曲、自行其是的嘴脸和如同无政府状态中的浮游生命，既可以尊重也可以无视。我在看懂罗生门后，发现那个岛国很贫乏，很浅薄，很可怜，尽管《王文成公全书》明代就传到了日本，但似乎只是一种学问被研究被解剖了，谁都可以撒谎，罗生门的世界里，即使面对生死、面对铁的事实，也可以继续欺骗下去，久而久之，欺骗别人、欺骗自己成了这个族群的惯性。
我跟教授谈及了个人感受，他笑着对我说：
“慢慢来，你会一点一点地知道，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”
随后的日子里，我又看了好些日本电影《七武士》《地狱门》《故乡》《同胞》《幸福的黄手帕》《远山的呼唤》等。
一天，教授让我帮去他开个会，我骑着自行车蹬到了市政府会议厅。
这是一场关于中日友好，援建一所小学的发布会。
我代表教授上台做了五分钟的发言，感慨了一下两国关系发展的可喜成果，也憧憬了一下现代化包装起来的新小学的美好未来。当我走下讲台，打算提前返校，一个温柔美丽，香气扑鼻的女性在走廊拉住了我的胳膊。
莆田纯子，日本仙台市宫城教育大学小学教育部助教。我盯着她，看了好久，变化太大了，俨然是一位端庄秀丽只要娶回家就能幸福一辈子的女人。
这次，她没有拥抱我，而是谦谦有礼地向我鞠了个躬问候了一番。她现在和奶奶、姑姑们生活在仙台，即将结婚。我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，握了握手就返回学校。
见到教授，我简单汇报了一下会议内容就离开了。
在图书馆，我找到了纯子哭泣过的那把椅子，闭上眼睛胡乱地想着一些往事。这次见面本应该是惊喜的、缠绵的，可陌生的感觉却格外强烈，都是象征性的、都是过场性的，所有的甜言蜜语都告假旅游去了，剩下的只有傻呵呵地看着、意淫着。
来的太突然，去的也很麻木。我抚摸着面前的书桌，悄悄地体验了一下纯子当年弯腰哭泣的姿态，倏然发现我的眼角也已泪水涟涟。日本、纯子、徐丰、卡车司机、还要那些电影几乎都在疏远我，蔑视我，甚至轻薄。童年的经历凝练出的去日本、看日本、了解日本的情节在慢慢消逝，慢慢退化，我失去了奔头、没了念想，到底是谁在排斥谁？我没找到爱恋纯子的情感依据，只是新奇、同情外加几句流利的日语让我混淆了日本和纯子，日本到底是什么？
（四）
工作，就是自我束缚的咏叹。
捆绑起来，单一起来，规矩起来，任时间不断地激荡销蚀生命直到失去所有能量。因为业务范畴，我前后大约有10次前往日本的机会，但全都放弃了。
母亲高寿，在她能走能撂的那段时日，我曾劝她陪去日本玩，老太太意味深长地问我：
“干什么去？有啥可看的，当年在满洲，没死在他们手里万幸。”
我反问“如果我在日本，妈，你会去吗？”
“去啊，我儿子在我当然要去”
一次课上，我给学生们讲日本电影《远山的呼唤》，一名同学问我，“老师，您去过北海道吗？”
“没有”
“我去过，很美的，特别是札幌的雪祭，您真应该去看看。”这个学生坐下后，我关掉了投影，向大家布置了课后作业，便提前离开了。
北海道，这个梦一样的地方曾不止一次萦绕在我的脑海，作为四岛之一的北部地区，民风民俗很雷同于我国的东北。早期也是地广人稀、人迹罕至。随着拓荒开垦的号召，大批扶桑皇民纷纷踏至北海道，时间上与我国闯关东差不多久。我对北海道的印象要好于其他地方，尤其最反感九州，那儿的不些倭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。
山田洋次执导的《远山的呼唤》是很有特色的，它象是一幅日本浮世绘画家东山魁夷的田园风景画那样，细微地传达和表现了北海道的大自然，大自然下面的多姿人物，以及人物诸诉出来的别致镜像。
电影的故事发生在夏天，而不是风雪交加的冬季。但看过几遍之后，相信您可以预判到这里的冬天是什么样的了。影片结尾时，高仓健饰演的田岛耕作坐在车厢里，信赏千惠子扮演的风见民子穿着厚厚的棉衣，坐在斜对面，两人相视无语，列车拉着汽笛飞驰而去，北海道的荒原雪景一下子就扑入眼帘，倏忽间，能感到刺骨的冰雪打在脸颊，呼出的哈气都是在寒冷中变成汩汩雾气。常常听人说，环境的艰苦与人的性格打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，北海道就有着淳朴的扎实的民风，感谢那里的冰雪、那里的空阔。
我确实想过，看看北海道，去找寻一下田岛耕作的那家农场。
莆田纯子离开了，走的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希望我多